作者 | 丁海笑
编辑 | 吴筱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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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希腊哲学家的对谈
希腊人乐于谈论他们拥有多少座岛，也喜欢认岛，从塞浦路斯飞往雅典，刚到希腊领空就开始了一场识岛大赛，机长还不时通过机上广播公布答案：“米科诺斯。”
公元前6世纪，古希腊控制了地中海和黑海，岛屿众多的希腊由松散的联邦以及城邦附属的海外殖民地构成。希腊文明的继承者罗马虽然拥有更大的疆域，实际上却是一个陆权国家，地中海不过是其内海。所以希腊的航海技术发达，而罗马则兴建了更多的大道。希腊在自由与包容的海洋中诞生了诸多哲学家、诗人，高度统一的罗马则以法律与治理影响后世。
爱琴海上的岛屿
希腊的陆地部分多山、土地荒瘠，满山种的是橄榄树，植被由于日照过度而显得萎靡不振，这一点从飞机上空俯瞰时便能印证。巴尔干半岛的北方群山阻隔，让希腊更像是一个地中海上的岛屿，与巴尔干山区无太多联系。
我住进雅典老城区的一栋老别墅内，讲不清是维多利亚还是巴洛克风格的装饰，连着的三栋房子都属于房东的亲戚。陈旧是唯一可以确定的，要拉开四道笨重的门才能走到我的卧室，玻璃花、水磨石、蕾丝桌布，立刻让人置身欧洲。一只慵懒的猫总是横在外面的墙垣上。后院里种满石榴树、葡萄树，也被太阳晒得不成样子了。
希腊人也午休，类似西班牙人的“Siesta”（尤指在气候炎热的国家的午睡），白天实在太热了，人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，在外面走一走就觉得很累，一到中午，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沉沉午睡。每年有半年的时间都这样，下午睡觉，晚上才活动。只有外国人才敢在下午出门，每件棉质衬衣的背后都带着一团贴身的湿印。
防晒霜、太阳镜永远是街上最畅销的，为了避开下午的炎热，很多商店都只上早班和晚班，下午两点至五点为雷打不动的午休时间，有的公司在下午三点就干脆放假了。每天只工作五个小时，他们打算用五个小时解决掉所有问题。
远离战火的硝烟，学希腊人在雅典慵懒一天——“花上整个下午坐在克诺萨斯宫殿里与神灵对话。”反正希腊的经济大萧条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，他们宁愿宅在家里，不花一分钱，如果有阳台就坐在阳台上喝酒、晒太阳，如果没有就直接从窗户探出头来透气，似乎人人都已参透了第欧根尼的犬儒主义。
雅典的街道
只有博彩店才通宵达旦营业——巴尔干半岛的居民都热衷于博彩，也许在希腊很难搞到赌场许可证，他们就开了无数家彩票店。彩票店的大多数顾客都人之将古了，他们赚不了别的钱，仅剩下的力气只够用来刮彩票，也有的人可能刮了一辈子彩票。
这里的公交总是等不到，就算等到了它也不停，我也没有一次下对站，你必须给司机以明确的提示，用力招手或者拼命地敲停车按钮，稍一犹豫，车已开过几条大街了。我确信车上的很多人根本没有票，在雅典，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不仅是往百年的历史建筑上喷毫无意义的油漆，还有集体逃票。
房东是楼下住的一位哲学家，名叫乔治，他长着一头蓬松的短发，留着海浪般的络腮胡，样子很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。虽然他身材高高大大，赤膊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却十分灵活，大概因为田径也是希腊人所擅长的，古希腊每四年一届的泛雅典娜节（Panathenaic），不仅比音乐和诗歌，也比田径与赛马。乔治身上的特征满足一切古雅典人的标准，同时他还保持着巴尔干人的传统，喜欢下国际象棋。他一边攻读政治哲学研究生，一边在中学里教书，同时是一位希腊语诗人，最近又在研究伦理学。
乔治家的后院
乔治说英语的时候我总觉得他是在说希腊语，希腊语听上去有些气力不足的感觉，有时还会在句尾带有莫名其妙的升调——和爱尔兰口音一样。只有在他们生气咆哮的时候，才感觉很有劲。
第一晚我有了一位英国来的邻居单身汉罗伯。单身汉罗伯是一位商业写作作家，讲话有些结巴，爱好是打扫卫生，他喜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听板球比赛直播，从十一点开始一直到午夜——是的，他只听不看，因为这样能节省时间。罗伯认为板球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运动，既能强身，又能训练大脑，他想象不出没有板球直播的人生。罗伯用了不少专业词汇来解释他过去十年干的工作，最后不得不对我放弃，抛出一句饱富哲理的总结：“有时候我甚至无法对自己解释我每天在做什么。”
我忙着外出，乔治每天都有朋友造访，一般也是诗人或哲学家，他们会在院子里大声地轮流讲笑话，或下一整晚国际象棋。到第三天晚上，我俩才有闲暇时间，我从超市买了红酒，同乔治在后院树下的塑料椅子上坐了下来。嗜酒的乔治家里并没有红酒杯，他解释说他和朋友们通常只会去外面喝酒。经济再萧条，雅典人可以取消饭局，但不可不赴酒宴。
“……这附近的希腊人对待我的态度都很冷漠，不知道是因为我讲英语，还是因为长相陌生。他们知道我们投资了希腊的港口吗？[1]”我乘着酒意，半开玩笑地向乔治抱怨道。刚离开热情中东的我感到有些失落，佐格拉夫是雅典的大学城，远离游客区，住的都是当地人，不靠游客为生。如果我在佐格拉夫迷了路，雅典人并不会表现出额外的关心，也许他们把我当成不断涌入的东南亚裔移民——他们终将构成塞浦路斯的主要人口，希腊也就不在话下了。
“我不认为普通的超市收银员清楚这么多。”乔治正儿八经地解释道。“每个人都在忙于生计。”他告诉我更多一些事实：2009年希腊经济危机爆发，失业率攀升，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，雅典的低收入者月工资不到500欧[2]（约合人民币3500元），而消费和物价却是西欧水平，他自己兼有三份工作，依然入不敷出。
乔治平日很节俭，有次他瞧见我到街角的网红咖啡店买了一杯法拉沛咖啡——价格比星巴克还便宜些，便问我为什么要从咖啡店买，家里就可以做，于是教我做了一杯。我技术逐渐娴熟，能做出比街上更好的法拉沛，但我仍然会去外面买。
“不仅是在超市里，他们对我和其他的希腊人，表情和语气明显不一样，我能感觉得出来。”我锲而不舍地说道。
“可能他们觉得说英语比较麻烦。我去别的国家，他们也不怎么理我。”
我不再纠缠于这个问题，觉得此刻更重要的是和乔治讨论语言和诗歌。
“你们还会在中学里学习古希腊语吗？”我问乔治。
“会，但那是已经死掉的语言了。”
“古汉语我们从小也学习，现在也在使用，因为文字没变，就算语法发生了变化，新的词汇出现，我们还是能够理解。比方说‘飞机’——会飞的机器，‘飞’和‘机’两个字以前也有，只是把它重新组合了一下。”
“那你们怎么区别飞机和飞船呢？”乔治问。
“飞船——会飞的船。象形文字会根据不同的描绘对象去构造出新的词汇。”
“希腊语一直在变化，它的词汇太丰富了，连英语、意大利语等语种都借用了大量希腊语的词汇，特别是用来描述一些抽象的事物和古代的事物。现代的希腊语跟过去已经截然不同了，它太复杂了，比方说‘杯子’，我们就有十几种表达，根据形状、长短、大小和用途，我们赋予它们不同的词形，有的是已经不用的古语。”
乔治的说法使我想到法国总统戴高乐的那句经典的法式自噱：“如何治理一个拥有246种奶酪的国家？”
“希腊的文字也拉丁化了？”
“没有，希腊文字很独立。”
“我觉得中国的语言不变，和两千年前的统一文字有关，同文同族，这就是中国人做的事情。”
“维特根斯坦[3]。”乔治脱口而出。
“语言游戏说。很有意思你会提到维特根斯坦，因为有人说从维特根斯坦开始，就没有哲学了。”我当然知道乔治是哲学家，维特根斯坦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哲学的终结者，也或许是哲学话题的终结者，就像法国人说“这就是生活”一样。
“如果可以那么说的话，哲学从康德开始就没有了。”乔治说。
我转向聊乔治的另一领域——诗歌。
“相比古希腊的遗存，为什么现代希腊的文学和艺术没有大放异彩呢？”
“虽然我们遗传了古希腊的衣钵，但大街上的人不再对文艺产生真正的兴趣。希腊产生过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巧的是他们都是诗人，但那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了。”
“他们用希腊语写作？”
“是的，用希腊语写作，但我们的读者市场实在太小了，全世界的希腊语使用者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多万，才是土耳其语使用者的八分之一。诗人单靠诗歌生存很难，我总共获过三个希腊的诗歌奖，目前打算出版我的第二本诗集，但我没钱把它翻译成英文，那样的话就太贵了。”
乔治说他已经三十九岁了。“你看上去只有二十几。”我之前去的地中海国家的人普遍看起来比较老，所以我以为乔治的实际年龄也不大。
“谢谢，淡季时我应该让你免费住一个冬天。”
“你没有结婚？”我问。
“这不在哲学家的计划之中。”
我们又喝了一阵酒，乔治问了我一个问题：“你觉得中国人灵活吗？”因为我说中国的文字两千年都没怎么变过。
“非常灵活。中国正在提前经历一场人类与互联网的博弈，你很难想象没有智能手机，中国人怎么度过一天。”我注意到乔治在用一部只具有通话功能的手机，像是某种反技术主义运动的奉行者。
乔治说这个月他接待了两位诗人、一位短篇小说家、一位翻译、一位《金融时报》评论员以及我。
“你确定没有主动选择房客？”
“没有，我也比较纳闷。”
我想这不是什么切尔西旅馆，而只是由于这里的房价最便宜，靠文字营生的人都太穷了。乔治获过诗歌奖，又是哲学家，但根本无济于事，希腊人已经不关注这些。而我只能从彩票上的青年雕像（Kouros）图案，去相信一个古希腊的存在。
一场在雅典的临时生活
在雅典的几天，我去了卫城遗址和几座著名的博物馆，流连在建筑的构件、神庙的残片与雕像的片羽之间，似乎掉进了一个材质的漩涡。
卫城博物馆与帕特农神庙遥遥相望，馆内禁止摄影，保安像防范偷渡者一样紧盯着每个游客，他们眼睛的灵敏度比摄像头还高。游客们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走来走去，这里仿佛是一个草帽、大沿帽、棒球帽等遮阳帽式的展销会。
卫城博物馆
卫城帕特农神庙
不少游客在裸露的青年男子雕像面前良久伫立，或者在人首蛇身的三身守护神（Three-bodied Daemon）旁边品头论足——守护神的三个上身分别手握自然三元素——水、火、气，蛇身代表着大地。我则更钟意那些小件的青铜雕像、封印石，说不定在若干年前的古董市场里还能淘到它们。
卫城曾是雅典的军事要塞和统治者的居所，后来逐渐转变为纯粹的宗教文化中心。主建筑帕特农神庙建于公元前五世纪，为祭祀雅典的守护神、智慧女神雅典娜而设。在罗马帝国时期，希腊已与南欧诸国彼此融合，帕特农神庙变成了一座教堂。15世纪中期，奥斯曼帝国攻陷了君士坦丁堡，东罗马帝国灭亡，帕特农因而成了奥斯曼人的驻军点和清真寺。直到现代希腊独立之后，卫城才逐渐成为文化遗址，被保护起来。
雅典卫城
从市区的利卡维多斯山（Lykavittos Hill）可以俯瞰整座卫城。山上被茂盛的龙舌兰与仙人掌环绕，从这些不畏炎热的植物丛中劈开一条道，每株植物旁都坐着一对欣赏日落的人。
任何人都可以交流，摄影、国籍或日落时间都足以形成话题，以缓解摩肩接踵时所造成的尴尬。山顶教堂的观景台人满为患，人群像轮流看热闹一样，等待太阳落山后一哄而散。
每次看日落都想瞬间变老，如果那时还能有个人，与我彻夜谈论弗洛伊德或平克弗洛伊德，关心迭部的某一条河流、埃及的全民自治，被一个普通的日落感动，在一个干燥的清晨，听到彼此扑通扑通的心跳，此生便是美好。
利卡维多斯山的日落
离开雅典的前夕，我搬到了马蒂兹的家，她是唯一愿意接待我的沙发主。雅典是世界最著名的旅游城市，申请的沙发客络绎不绝，她嘱咐我只许待半日。
马蒂兹租住的公寓位于卫城脚下一排包豪斯风格的近代建筑中，敞阔、明亮的进门厅，让我隐约觉得回到了上海。马蒂兹是一名船舶工程师，曾被公司派驻过江苏两年，因此她的墙上挂着不少中国的字画，橱柜里也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式茶，许多连我都没有喝过——“人参乌龙茶是我最喜欢的茶……”她说。
她的家还处处突显着驻外工程师的派头，所有的物品均经过精挑细选，全是昂贵的进口货或廉价的舶来品，体现着小布尔乔亚式的艺术品味。
马蒂兹是个自来熟，也十分讲究效率，我板凳还没坐热乎，她就已经开始呼朋唤友了。不一会来了一位身材矮小的阿根廷人——佩德罗，进门就给马蒂兹来了个拉丁式的热忱拥抱。佩先生是见过不少世面的厨师，年纪比我稍长一些，头已经完全谢顶了，像个会在上班时偷吃的后厨。
佩德罗和马蒂兹也是通过沙发客网站认识的，他在希腊外岛上的一所英国民宿酒店工作，负责客人的一日三餐，每月只有休假的时候，才能回到雅典城，做回一夜的自己，一早再赶回岛上。佩德罗很擅长聊些有的没的，有“拉丁情人”（马蒂兹对他的评价）在的地方，永远不用担心冷场。
马蒂兹刚从巴塞罗那旅游回来，仍然沉迷于落日海港的氤氲之中，不时找佩德罗回忆一番。我总是感觉被他们排除在外，相比人参乌龙茶，她对西班牙甜食的喜爱更甚。
马蒂兹小心翼翼地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阿根廷产的巧克力，据说很难买到，只允许我们分着吃。佩德罗和马蒂兹像两个酒鬼遇见甘露——马蒂兹对之爱不释手，佩德罗则为了自己家乡的形象努力迎合。
马蒂兹察觉到盒子里的巧克力少了一块，很生气：“一定是打扫房间的阿姨偷吃的，以为一块巧克力我不知道，走的时候我才数过，我宁愿她偷别的东西。”她计较穷人的小偷窃，但并不是因为偷窃这种行为本身。
我们同马蒂兹徜徉在普拉卡，古老的雅典街区如今全是熙熙攘攘的餐馆和酒吧。希腊是个混血之国，马蒂兹身材瘦削颀长，长相有惊世骇俗之美，棕黑的头发，小麦的肤色，生得一双透蓝的眼睛，迷人而聪慧。走在条石铺路的街上，穿过无数的旅游纪念品商店、酒吧，我俩好像她的随从。
巷子里餐桌连着餐桌，歌声、笑声此起彼伏，这是马蒂兹最钟情雅典的地方。马蒂兹的家乡在离雅典不远的海边小镇，但她喜欢住在闹热的市中心，这里更国际化，跟巴塞罗那、阿姆斯特丹、东京……的外貌无异，当她憧憬彼处生活之时，自己也恍惚其中，如同失群之鸟。
雅典的街道
我们路过哈德良拱门，马蒂兹看我俩对旅游景点也兴致寥寥，像一个背词的导游，敷衍地介绍道：“这是哈德良拱门。”
“很多地方都叫‘哈德良’什么的。”我煞有其事地说。
“因为罗马皇帝很喜欢冠名。”
雅典的巷子也像毛细血管一样。在一个巷口，我们见到了马蒂兹的大学同学克里莎，她正毛毛躁躁地停车，来来回回倒了好几次，还是停歪了。夜很漫长，我们去了两个酒吧，一个古典风，一个南美风，你得时而优雅，时而热情，在这样的派对上，我很难真正地放松下来。
我很饿，佩德罗也很饿，但没人打算在酒吧里请客，我们便心照不宣地找借口暂时离开姑娘们，去旁边便宜的烤肉卷饼摊解决问题。
“你看那个女侍者，她感觉很不爽。”佩德罗嘟哝着。
“她对我们不爽？”
“对所有顾客。她的老板才付她那么点钱，她能愉快到哪里去？”佩德罗对希腊的经济状况不屑一顾，他的老板是英国人，给他发的工资是英国标准，马蒂兹也是同样的情况，她无法体恤到穷苦大众的疾苦。作为欧洲裔拉丁美洲人，佩德罗已取得了西班牙国籍，所以他并不替自己担心，将来他可以到欧洲的任何地方生活——“厨子不缺工作”。
这是一座由“酒神统领”的城市，人们可以削减一切开支，除了喝酒。他们一天赴好几个酒局，没完没了地进行无意义的冗长对话，开无意义的玩笑，抱怨收入和物价，聊彼此的八卦，仿佛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要紧的事情可谈论。
“我有三个女朋友。”佩德罗说得轻描淡写，像是要在气势上故意打压我。“我对酒已经厌倦了，”佩德罗毫无悔意地说，“我的收入全都捐献给了酒吧，这样的生活永无尽头。”
“每晚都去酒吧？”
“我之前就在酒吧工作，下班后还要赶去别的酒吧，都是为了泡妞。”
克里莎很吃佩德罗的这一套，整晚都乐得不可开交。她是个工科女，大学学的是造船，全班只有她和马蒂兹两位女生。毕业后，她去了一家当地的船厂——如今在雅典似乎只有干这行才能挣上钱，没能像马蒂兹一样周游世界，花花公子佩德罗对她来说很有吸引力。但佩德罗的兴趣却是在马蒂兹身上。
我们很快转移到了下一个酒吧，克里莎喝得有些微醺，开车横冲直撞，我坐在后座上胆战心惊。
“在希腊，喝一瓶红酒不算酒驾。”克里莎理直气壮地说道。
“是的，她只喝了一瓶。”马蒂兹怕我担心，补充道。
“前方右转。”佩德罗提醒马蒂兹。
“看来你对雅典比我们都熟。”马蒂兹说。
我流连在一场又一场的派对之中，但又始终置身事外。我已经学会了那些繁缛的见面和告别的仪式。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冰冷一些。旅行者总是会沉溺于假象，在那些友善面孔的背后，藏着人性的一切。
旅行者以为逃离了现实，系泊比家更好的旅店，享受未曾踏至的餐厅，观察日常从未寓目的遗址、景色，可这只不过是一些短暂的瞬间。
我为雅典的旅行计划一项一项地划上勾：
1. 拍摄圣殿
2. 摇滚演出
3. 旧货市场
……
但这根本于事无补，我就像英国作家杰夫·戴尔说的那样：“坐在广场里面，已经不再令人愉悦，回酒店却更加可怜。我多么希望有人可以听我倾诉，一旦这个愿望实现——我发现有人正站在我身边——我又想独自一人。”我们都孤单。
有时候我多想在一个城市住上一段时间，可住久了还是会失去感知，生活又变成让人轻易厌恶的琐碎日常。
是该去往真正的“欧洲”了。希腊并不与“欧洲”直接相连，虽然穿过爱奥尼亚海就能到达亚平宁半岛，但走陆路过去，还得跨过一连串政体各异、入境烦琐的巴尔干国家。
需要提醒各位一点，虽然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（欧洲南部三大半岛之一），却不能简单称之为巴尔干国家，欧洲人对“巴尔干”一词明显带有成见——欧洲是将巴尔干排除在外的欧洲，但希腊作为欧洲文明的源头、地中海的延伸，所以干脆被单拎出来。
面前的巴尔干是一大串令人匪夷所思的地名和琢磨不透的交通，仿佛那里的人民仍对外面的世界浑然不知。
在中东我还清楚地知道要去往哪里，因为碰到的旅行者个性相似、目标一致，但从希腊再往后，我就不知道了，神秘叵测的巴尔干像背包客们的终极训练营，每个人都必须学着独立。
我同乔治讨论了一番，选择了看似简单但也是最优的方案——坐火车至塞萨洛尼基（希腊第二大城市，也是该国北部的主要港口），再入境北马其顿。可一到塞萨洛尼基火车站，我忽然改变主意，买了张去索菲亚（保加利亚首都，是欧洲交通中心之一）的火车票。
塞萨洛尼基假日，罗马假日
从雅典搭火车来到爱琴海北岸，这里是五国之交，我还没决定先去哪。这座城市的正式译名是“塞萨洛尼基”，而当地人读起来却像是“萨洛尼卡”[4]，有“卡萨布兰卡”一般的感觉，听名字就觉得美。
虽然海边城市到处弥漫着一股下水道般的潮湿臭味，但爱琴海的日落实在美得令人发狂。这里有无数家咖啡店，同时卖咖啡和酒，没有别的可售，也卖不出别的，许多人从一大早就开始喝酒，从不虚度。
我在塞萨洛尼基孤独地度过两天，除了写稿什么都没做，甚至没去看一眼这里的城市地标——白塔。我过去并不知道它是古马其顿的大城：这里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故事，它是圣经新约中的帖撒罗尼迦，使徒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程中在此建立教会，标志着基督教在欧洲扎根。经历了古罗马、拜占庭、奥斯曼时期后，塞萨洛尼基成为连接地中海北部的枢纽。
薄暮时分，我站在旅馆的天台上拍日落，从破败的现代建筑中，窥见了璀璨的爱琴海文明。
一个波兰小伙子让我帮他拍张照，我问他怎么来的，他说是从波兰一路搭便车过来的。他叫克里锡克，身材枯瘦，感觉有些营养不良，白皙的脸上透着稚气，衣服脏且单薄。克里锡克邀请我去阿尔巴尼亚，参加一年一度的巴尔干嬉皮士派对。这个嬉皮士派对，倡导人们回归原始生活，仅接受一对一的邀请制。
“只能巴尔干青年参加？”
“我们欢迎所有人。”
“那到时候我怎么联络你？”
“你自己去就行了，我们都不带手机。”
“地址呢？”
“我会给你发一个邀请函，里面有大致的位置，你得自己想办法，比如徒步或搭便车过去。”
“所以还得通过网络。”
“只有邀请函需要网络。”
“问题是我都不确定你是否能到那。”
“到时候我就在了。”
克里锡克说得很诡谲，像是在描绘一场虚构的聚会，带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，虽然我知道无非就是集体冥想之类的，但却是发生在阿尔巴尼亚一个陌生海滩附近，很难不让人将其同一些悬案现场或者某种狂热仪式联系在一起。一串陌生语言构成的地址，如同飘在空中的符号，你永远不知道它是否真实存在。
过了几天，我真的收到了克里锡克的邀请函，很好奇他是从哪里连上的网络。邀请函里罗列了当下的一切前卫理念，就像一个历年流行话题的热门词库——
“兄弟姐妹们，欢迎回家……
拥抱自然，体验生活，实践和平、爱、和谐、自由和共享……
非暴力，非商业主义，非消费主义，无宗教信仰，无政府主义，远离科学技术……
我们奉行和平行动主义，低碳环保，尊重一切的生命和生活方式……”
邮件还另附了一份派对规则，如“上厕所不能用卫生纸”、“别带任何电器和塑料制品”、“以物换物”，像法律文书一样列了好几页，如果不是前面的那些口号，我很难认为这是一个倡导自由、无规则和尊重异类的团体。我能感到克里锡克内心的真诚，但我知道自己一定很难融入进去。
青旅是男女混住，翌日午睡时，房间里来了一位荷兰美女——棕色卷发，高挑身材，演员般的标致五官，她不像是住进青旅多人间的人，倒像是刚下班的职场人士，还没来得及换掉高跟和正装，放下公文包就急匆匆地赶过来了。
荷兰美女叫做贝拉，名字就是美人的意思。贝拉是个律政佳人，主打刑事案件。她平常很忙，好不容易空出周末两天，看到了“塞萨洛尼基”，一个迷人的名字，她甚至都没去过雅典，但塞萨洛尼基似乎对她更有吸引力，爱琴海日落、马其顿文明，吸引着相同气质的人。
贝拉决定独自旅行，她曾在西西里岛体验过一次青旅，经历不错。一到房间，她就兴冲冲地找我聊天，我却显得有些冷漠——初来乍到的游客，对一切充满好奇，再说，旅馆里的其他男士都已经蠢蠢欲动了。
“你现在打算做什么？”贝拉问我。
“我打算午睡，有些工作得在下午完成，等晚上热气散去，再出门吃点东西什么的。对了，你吃海鲜吗？”
“我对海鲜痴迷，这是我选择塞萨洛尼基的目的之一，还有沙滩。”贝拉说。
“那晚餐我们可以去吃海鲜，如果我弄完工作，而你又正好逛完。”我邀请得很委婉。
“当然。”贝拉说。
我对一起吃饭的兴趣更大，在希腊一个人点餐很麻烦，但我对同贝拉进餐不抱任何期望，她走在街上随时可能会被搭讪——事后贝拉也告诉我，街上总有希腊人找她搭讪。
贝拉对附近的海鲜餐厅已提前做了功课，我们选择了一家靠近海港的排档，点了一份招牌海鲜大杂烩，餐厅女主人似乎很喜欢贝拉，给我们上了一大盘海鲜，多到最后没有吃完。贝拉的胃口很大，她平时练健美，不用特地节食，一顿美食便让她放松了下来。
我打算吃完就回去赶稿，以减轻失去钱和时间所造成的焦虑，毕竟已经在路上浪费了大量的光阴，而贝拉的旅行却是为了消遣时光，她只是为了尝鲜，青旅、海鲜排档、甚至一场邂逅都像是夏末的短歌。
塞萨洛尼基
可我和贝拉越聊越久，渐渐发觉我们有不少相似之处——几乎同样的饮食好恶；高中同是文科，大学专业几乎一致，她在伦敦大学读刑事司法；她是土耳其裔荷兰人，一半东方血统让我们在土耳其文化上有大量可聊的话题……和她聊天，让我感觉这一晚没有虚度。
人们聊起阿姆斯特丹，总是将其和大麻、红灯区联系在一起，以为阿姆斯特丹到处都是妓院与大麻店，贝拉作为本地人，对此深恶痛绝——“人们去那就是为了寻欢作乐，你可以想象去的都是些什么人，游客很容易分辨，他们走在路上都是鬼鬼祟祟的，本地人都绕道走。”
“欧洲青年热衷于去夜店，我在那种地方很难彻底地放松下来，更年轻时还可以接受不同的潮流文化，现在则越来越难了。”我说。在特拉维夫和雅典的酒吧里，我总是拘谨得像一个社交恐惧症患者。
“因为我不喝酒，除了陪朋友，我很少去夜店。记得上回去音乐节，我在那里站了一个通宵，滴酒未沾，我也感觉很享受。只是当我在看别人时，会觉得特别清醒，你知道喝醉的人都是什么样子……”贝拉说道。她的家庭依然恪守着传统的宗教习惯，她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。
“很多时候我宁愿一个人待着，人一多我就会迁就别人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在那站着，什么也不做……我更愿意说说话，前提是同足够有趣的人。”我说。
“我也没有时间，律师的工作很忙，需要我二十四小时待命。”贝拉拿到律师执照不过才短短的几个月，就已经让她忙到喘不过气来了。
“我大学是学刑事侦查的，中途实习过几次，发现我不适合干那个。首先工作的环境压抑到令人窒息，许多不幸的人都来自社会底层，那些人本来就很消极、沮丧，对未来也充满绝望。”
“我老板是个乐天派，但我没有那么乐观，会受到案件的影响。所以我需要出来减压，需要看肥皂剧，最近发现看财经新闻也能分散我的注意力。”
“我有阵子也对经济报道感兴趣。”
夜已昏暝。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，从大陆法系到舆论审判，还一度谈到了对族群、历史和宗教的看法。最后，我们回忆起伊斯坦布尔的美食、城市结构、奥斯曼帝国史与这座城市的关联——塞萨洛尼基曾是奥斯曼苏丹的帝国海港。人们走了一拨又一拨，我们聊得太过投入，以至于没有注意到身后演奏的一支不错的传统乐队。
我提议去海堤逛逛。夜晚码头上挤满了无边无尽的年轻人，三三两两地围坐着，一束灯光点亮了远处的塞萨洛尼基白塔，贝拉说它看上去就像是伊斯坦布尔的加拉太塔。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白塔，感觉很兴奋，它出现得正合时宜，但贝拉看上去却有些无所适从。
“都是年轻人诶。”贝拉感叹道。
“你也很年轻啊。”
“我二十八岁了，对土耳其女人来说，是个敏感的年纪。”
“做个年轻人真好，很多人只是坐在海边抽烟、打牌，一直到深夜。他们什么都不做，不会顾虑什么，就像他们已经老了一样。”我说。
“他们也做很多事情——活着。”
我们在靠近海堤的地方随意找了张长椅，坐到了亚里士多德广场的对面，我不知道希腊人为何会为一个普通的广场取如此风雅的名字。亚里士多德、古希腊法律思想、湿咸的海风，多么地应景啊，我们还和两个希腊人分享了座位，仿佛是对亚里士多德“分配正义”理论的运用。她很迷人，但我搞不清楚是因为她的样子迷人，还是她让我重温了我的青春，抑或因为她来自那个弥漫着豆蔻香气的黎凡特（源于拉丁语，指日出之地）。
在海边，贝拉看上去有些神色恍惚。她收到一条短信后，突然变得焦虑起来，跟我抱怨起工作：“就晚了几个小时，我的客户就被警察带走了。”贝拉的神情带有几分哀伤，她告诉我其实今天是她父亲逝世十一周年的祭日，所以她独自从阿姆斯特丹飞过来，打算住两晚再飞回去。旅行似乎才刚开始，但转眼就要结束了。
我想我会很快忘掉谷歌地图上萨洛尼卡街道的结构、海边的白塔和那些古旧的咖啡馆。我甚至想不起来马基雅维利[5]的英文该怎么念了，就像搭上一辆遗忘列车，那些大学时没日没夜陪伴我的法律、哲学著作都已悉数忘记。但我仍记得那夜爱琴海边的谈话，短暂如烟火般美好。
[1] 2016年，中远集团收购比雷埃夫斯港务局67%股权，这是中国在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基建投资项目之一，对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具有重要意义。
[2] 2018年希腊的最低工资为586欧元/月，但乔治认为扣除费税之后，希腊人的实际收入还要更低一些。
[3]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奥地利哲学家，对语言哲学的影响巨大。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核心是“语言游戏”说，“语言游戏”说认为语言的含义不在于对象而在于它的使用。
[4]塞萨洛尼基拥有至少十三种读音。
[5]马基雅维利，意大利政治学家，著有《君主论》，他提出统治者可以为了权术不择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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